凰家看台一位中国记者，写欧洲问题，拿了国际大奖

作者|沈天浩

【编者按】

5月14日欧洲杯日报凌晨，体坛传媒驻意大利记者沈天浩的作品《团结的欧洲杯，不团结的欧洲》荣膺国际体育记者协会2024年文字类最佳专栏奖。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进入该协会年度文字类奖项的前三名，更是首度摘得桂冠。

这篇对欧洲杯的评论，也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可。荷兰资深记者、评审团成员雅普·德·格鲁特评价道：“这正是我在2024年德国欧洲杯期间想说的东西，但即便是很多欧洲记者，也只把报道局限在了足球本身。事实上，足球就像是八爪鱼，它与社会的各个角落直接关联。”

这个奖项也证明了，哪怕是在足球领域，中国媒体也越来越容易被世界注意到了。

以下为获奖者沈天浩受邀为凤凰网《凰家看台》撰写的独家自述：

写作《团结的欧洲杯，不团结的欧洲》时，我还不知道AIPS的“最佳专栏奖”为何物，自然也不会考虑这个作品能够参评、获奖，在时隔近一年的今天被一次次重新阅读。

这并不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作品。2024年欧洲杯决赛前几个小时，我早早来到柏林奥林匹克球场，绕着这座庞大的混凝土建筑转了半圈，来到位于地下的媒体中心，心里想的是：“现在要写什么？”决赛当日，我的计划相当紧张：赛前要去到柏林市中心的球迷区，赛后还要参加发布会、提问题，并兼顾视频评述——每个小时都不能浪费。文字产出方面，比赛本身的现场稿自然是需要的，但除此以外，我还想写点东西。

简单想了一下。西班牙与英格兰的对决，就留给赛后的那篇现场稿吧；赛前准备的稿件，我想写即将落幕的欧洲杯，写过去一个多月的德国，写决赛的举办地柏林——这是个极其特别的城市。

一、关于柏林

近几年，我因为各种缘由去过好几次柏林：欧洲杯之前的两次，分别住在东边画廊附近嘈杂混乱的华沙大街，以及西边优雅克制以至于有些冷漠的夏洛滕堡；欧洲杯期间数次短驻德国首都，住过西柏林年轻人活跃的时髦街区腓特烈斯海恩，也和同事武一帆一起，拎着行李爬过东柏林得体整洁、但没有电梯的排楼。

柏林奥林匹克球场

人口300多万的柏林有着各种各样的街区，欧洲杯有着24支风格、气质、状态截然不同的球队。对我来说，二者同样有趣。佩措尔德的《温蒂妮》，也是我近年来最喜爱的电影之一，它的灵感来自欧洲古代的“水精灵”传说，影片开头女主在所供职的柏林城市博物馆里，为一组游客讲解战后柏林的样貌变更，人们纷纷看向我文中提到的城市模型——1945年之前和之后完成的建筑，以不同的颜色标注。通过这样清冷的画面，柏林的城市肌理与影中人物的情感神经，被巧妙地接在了一起。

“贫穷而性感”。2003年，柏林时任市长沃维赖特在接受杂志采访时，用这样一句话描述这座城市，而这也很快成了柏林的标签。柏林“性感”吗？当然。这体现在这座城市的夜店文化、穿衣风格和“不在乎”的性格。但性感的柏林，其实也是敏感的：在欧洲的主要城市中，它的历史绝对不算悠久，然而在最近200年的时间里，历史的几次转弯，将车辙留在了柏林的每一条街道上。柏林受伤、愈合、袒露伤痕，连同有着独特历史的奥林匹克球场，为“团结与分裂”的主题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场景。

二、关于德国

从欧洲杯前线回到米兰后，我经常在晚上躺在床上，回想起在德一个月的行迹，以及经历的种种瞬间。赛事报道安排的关系，我在好几座城市之间辗转，德铁app上记录的数据是：乘车32趟，去过17个车站，里程7381公里，在火车上总共待了2天20小时25分钟。

柏林的雨中彩虹

那些难忘的、特别的瞬间，其中很多就与火车有关。克罗地亚球迷在车厢里唱起歌来，场景起初非常温馨，但歌谣的主题很快变得敏感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几个人的面颊已经泛红，他们笑着唱起“乌斯塔沙”，好像这不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的名称，而是邻居家宠物的绰号，或是达尔马提亚地区某种甜品的名称。这当然不正常。几天后，克罗地亚与阿尔巴尼亚的较量马上就要打响，汉堡的城际小火车不适时地陷入崩溃，我只得来到公交车站等车，见到了后来在文中提到、两国球迷合唱“科索沃”的场景。

有些瞬间，因为篇幅和时间所限，未能在文中分享出来。在多特蒙德，英格兰补时绝杀，淘汰荷兰进军决赛。等到我参加完发布会、去过混采、折腾半天来到多特蒙德主火车站，时间已近三点，身边满是喝得半醉的英格兰球迷。几十公里外，武一帆在公寓里上了闹钟，等着给我开门，我想的自然是尽可能在回到住处前把稿子写完。好不容易挤上火车、抢到座位，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继续写稿，引来亢奋的英格兰球迷们围观。幸运的是，没有任何不好的场景发生。对面的球迷带着浓重的口音，坚持要塞给我一张球星“闪卡”。那张卡破除了我的一些刻板印象，现在夹在一本厚厚的《德国足球年鉴》中。

小组赛期间，我在莱比锡附近的哈雷住了一个星期，每天往返在公寓和火车站之间，前往莱比锡、柏林甚至汉堡。“人们变得越发冷漠，经济日益下行、社会矛盾尖锐”——在那篇获奖文章的末尾段落，我写了这样一句话，而哈雷正是我最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现象的地方。除了德国队赢球的夜晚，从火车站到市中心的10分钟路程，总是寂静、冷清、压抑的。

沈天浩镜头下的火车站

哈雷也是德国人均收入最低的主要城市之一，而在我离开这里整整七个月之后，这里突然登上了全球媒体的主要版面：德国选择党在此召开的集会上，马斯克以视频电话的形式出现在了大屏幕上。2月，德国进行大选，地图上的颜色分界线，与1989年之前的两德国界几无二致。《团结的欧洲杯，不团结的欧洲》里，我写施普雷河畔的东德博物馆，那里访客络绎不绝，展览设计的互动性很强，但讲述的似乎不只是历史。

三、关于欧洲

柏林奥林匹克的城际火车站和球场之间有一小段路，那个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、成为获奖文章引子的“因足球团结，团聚在欧洲之心”，就贴在那段路旁的一个铁栅栏上。对“团结”的呼吁和向往，对“分裂”的关注和恐惧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而是欧洲每天正在面对的真实。

AIPS评审团成员、资深荷兰记者雅普·德·格鲁特的比喻“足球就像八爪鱼”，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。颁奖现场，我和他聊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欧洲杯期间，荷兰球迷们的狂热和装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他们的民族意识其实相对很弱，却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队；反过来，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在欧洲出了名的高，可很多意大利人其实并不在乎国家队，甚至会为影响俱乐部比赛的蓝衣军团喝倒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
露天下观赛的球迷们

当然，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本身。它是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，可这镜子有时擦得并不干净，有时是扭曲形象的哈哈镜，有时则是自带背光美颜的浴室化妆镜。也正是因此，我试图通过叙述足球去触及社会，不过仅此而已。足球无法忠实地反映出社会的全貌，更无法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。

但足球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轻盈、快乐、有希望的出口。足球世界的2024年欧洲杯上，团结的西班牙和英格兰杀进了决赛，团结的瑞士和奥地利创造了惊喜，不团结的意大利队成了反面典型；足球以外的现实里，“团结”与“不团结”的边界往往要模糊得多，有些“不团结”的姿态，是为了在更小范围内达成更紧密的团结。有着移民背景的亚马尔、威廉斯，以及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罗德里、鲁伊斯等人，为斗牛士军团带来冠军；可对于欧洲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职业而言，外来户和移民想要顺利融入、被认可以至出人头地，成功率比职业球员要低得多。

四、关于写作

说到“普通人”和职业球员的对比，我的确很感激这次获奖的机遇——它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周期里，体会到了球员生涯式的递进成就与刺激感。起初AIPS通知全球媒体参评，我把这篇文章交了上去，但当时对奖项的评选过程不甚清楚，对最终的结果更是完全没有预期。说实话，最初提交作品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进行全文翻译，只是附上了一段英文的文章摘要。原因很简单：怕的就是耗费心力做了全文翻译，结果投稿“石沉大海”——找工作投过简历的人，肯定明白那种感觉。

提交作品是在去年10月，此后很久都没有收到消息，我偶尔想起过这件事，心想有可能确实没下文了——事实证明：我只是对流程太不熟悉。直到今年3月中旬，我突然收到邮件，发现AIPS开始陆续公布各个奖项的入围名单了。在最佳专栏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新闻页上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作品：“Tianhao Shen (China), A United Euro 2024, an Ununited Europe - Titan Sports”。

沈天浩与奖杯合影

在此之后，那行字还出现在候选名单、前10和前3的名单上，希望的火苗燃烧得比想象中更久。骆明老师和体坛国际足球编辑部的同事们，一直对我充满信心，比我更相信这篇文章可以走得很远——这种信任和支持，连同读者们对我的祝福，伴随着奖项的整个评选过程，放大了我的感动与喜悦。

我本人倒是每一次都做好了出局的心理准备：倒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写的不够好，而是真的不知道它在国际评委们的眼中是怎样的。更何况，2024年度的各大奖项评选，AIPS收到了来自136个国家的2065份候选作品，是为史上最多，竞争激烈程度不言而喻。

前几轮的晋级名单，是通过邮件+网页新闻的形式更新的，但通知我作品进入前3名的，其实是一通电话。当时我正在录制播客，同事小五开玩笑：“这是个《法国足球》式的电话！”他们邀请金球奖候选人出席颁奖典礼，也是靠打电话。组委会告诉我，他们此前在评选中看的一直是我文章的机翻版本，然而现在决赛在即，需要我提供一份作品的“官方”英文翻译。

骆明老师得知此事马上预言：“我觉得你很有机会夺冠！”结果准确，可我想来其实有点后怕：如果这篇文章确实具备夺冠的可能性，却因为翻译的质量问题被拒之门外，那多令人遗憾？做事情果然还要全力以赴。即便起初试着不把这个奖项太当回事，但在真的进入前三名且得知最终结果会在颁奖典礼现场告知的时候，我不可避免地变得“在乎”了。

我一直觉得，选择成为足球记者，意味着接受在足球叙述中成为旁白或配角的宿命——那些精彩的故事、个人英雄主义的魅力、强烈的悲喜瞬间，通常属于聚光灯下的球员们。此番来到拉巴特参加颁奖，宣布结果的那几十秒钟，我感觉自己像个把命运寄托在点球轮盘赌的球员。这是强烈而真实的、不是所有同行都能有机会体验的感受。我是幸运的。

沈天浩发表获奖感言

那的确像是一场12码决战。常言“文无第一”，本次入围“决赛”的另外两篇候选，分别关于法国罩袍禁令的社会争议，以及洛杉矶奥运会板球场地变更的幕后故事，那是和我的文章类型风格完全不同的优秀作品。这一次，我赢了这场“点球大战”，或许得感谢佩措尔德的电影、柏林的伤痕和德铁车厢里的故事，以及文章中倾注的那点悲观的感性。它以希望开篇，但后调毫无疑问是沉郁的。

敲完《团结的欧洲杯，不团结的欧洲》的最后一个字时，场景已经更换到了柏林东南郊的酒店房间。我有在电脑里保存稿件的习惯，那个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是：2024年7月15日，3点49分。交稿后未再改动。足球媒体通常这样描述点球赢家：“幸运女神向我微笑。”将微笑放在一边，如果一定要找一个“我值得”的理由，大概就是“体坛”文件夹里最后修改时间一列中，那些日期后面以“2”“3”“4”开头的数字。这是很多文字记者们的共同记忆，衷心希望中国文字媒体在AIPS年度奖项中取得的这个突破，能够激励我们一起继续下去，做真实、有温度、负责任的表达者。